[5]由此，无论是思考美国的宪政问题，还是思考中国宪政问题，首先需要从关注主权这个问题出发，宪政秩序其实是主权安排和运作的秩序。

本文认为，中国宪政的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违背新兴的全球宪政主义原则，因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宪政原则需要根据中国自身条件，以一个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式被应用。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本身不能脱离群众或封闭化。

本文将对上述文章进行评论与探讨。  四、香港基本法：宪法性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根据1982年修订的中国宪法而成立的，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的自治原则通过香港基本法而得到履行。强世功所主张的成文—不成文二分法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不成文的宪法必须包围着正式的书面宪法，而这两种宪法模式的总和构建了一个合法的正常国家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结合党权、政权与军权为一体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体制在逐渐形成，即中国的国家主席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宪政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并不是成文或不成文宪法，而是中国共产党本身。

这篇文章以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作为出发点，进一步对中国的宪政体系发展进行深层次的讨论。强世功批评这两个阶段都受到了特殊意识形态的限制——前者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后者则被美国化思想蒙蔽（Jiang,2010：41）。五是2010年炳啸出书，宪政社会主义一词开始流行。

我们吸纳的前提就是基本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或虽不一定完全认同，却是既赞成社会主义又赞成实行宪政的学者，共同研讨如何把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之后就有一个叫宋鲁郑的作者，好像是位住在法国的华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对主张宪政的学者发动攻击。2006年9月，胡星斗教授在首届社会主义论坛上也独立地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并得到了江平先生的肯定和倡导，从而使宪政社会主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就需要用普遍幸福主义的思路来调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更不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是法西斯主义。他在2006年4月《法制与经济》第8期上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与宪政主义》一文，此文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并在他所在大学的研讨会上发表，还获得了一项学校的奖项。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条，中国就会向着宪政民主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对此肖伯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最近，中共三中全会很明确地肯定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主要规律。也就是说，我主张除了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而外，更要强调从外部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以公民社会来制衡政治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政民主道路有两大问题：或者是民主化太滞后，或者是民主化太冒进。既然共产党不反对宪政，拥护宪法，那就应该带领民众实行改革，以便把宪法付诸实施。所以，所谓的终极模式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把它说成是某种宪政民主体制的巩固更合适一些，换言之，也就是转型中的民主过渡与宪政巩固问题。希望现在他们的这个学术团队能凸显问题意识，拿出学理厚重、理论创新的学术成果。

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关注学理上的研究，我这个人的特点是比较重视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即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再阐明三点基本事实：第一，宪政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学术思想或观点，不是一个政治派别。

我个人主观上更倾向于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宪政制度模式，既与西方既有的宪政模式不同，也与过去的斯大林体制完全不同，而是一种同时符合宪政与社会主义之本质要求及其衡量标准的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在抗战时期也讲民主化。

四是普遍幸福主义可以超越自由主义，推动宪政民主政体的改革和进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是中国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宪政社会主义。什么叫宪政？我所赞成的或者奉行的是新宪政主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2000年代指的是2000-2010年之间，这个时段有几个关键点。总之，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存在着多个思想源头，刚开始是各自独立提出的，无论是我，还是赵守飞、胡星斗等人，都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分别推导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与宪政相结合这一时代命题的。

几个月后，在2011年12月，我们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首届宪政社会主义论坛，此后每年坚持举办一届，成为了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重要平台。2013年8月我还应官方的中国新闻社特约，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评宪政恐惧症》，讲明是为了批判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连续三天发表的反宪政文章。

该文在摘要中就明确提出：宪政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我认为，人类发展未来的方向是建立普遍幸福主义的新文明，而不再是以追求财富的无限最大化为目标，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到根本的缓解和解决。

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利用市场经济，也必须利用宪政主义。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所以孙中山的思想实际是一种宪政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并且影响甚大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为了实现普遍幸福就必须得让人民普遍地享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公平、正义等等普世价值，所以我是普世价值论者。对于中国来说，这大概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实现。也有一些人说还是搞民主社会主义，也有人说就是要把八二宪法贯彻到底。大家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沿着不同的思想轨迹摸索，最后汇聚走到了一起。

Andreas：《求是》杂志上提到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王占阳：10月份。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做了我们的创始编委，现在是《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副主任，也是论丛稿件的审稿人，此外，我在1988年创立小费边社时期的合作伙伴、现在的企业家李磊先生也担任了编委会副主任，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宝贵的资助。

这里又可以看出我把宪政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过渡，宪政社会主义只是过渡时期的一条道路。可见，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形成有一个很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就是有人反对宪政，使得宪政难以在中国落地生根。

这才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欢迎的。我们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强调，不能用鱼龙混杂的各种名目社会主义来规定宪政，而要用民主宪政来规限社会主义。

王占阳：邓小平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但他不便把话说得那么清楚，所以他说说不清楚。邓小平还主张，实现宪政民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新权威主义的改革。第三，华炳啸的专著在2011年获得了官方学术奖励，拿了一个省上的一等奖，在2013年又拿到了国家教育部的全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这是国内宪政专著首次获得教育部的认可和奖励，说明他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容纳，至少是未加反对。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与宪政民主相结合，也必须与宪政民主相结合，否则它就不可能实现。

华炳啸：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宪法学者周叶中教授，他也是第一个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讲课的学者，他今年曾给中央写信，反对宪政姓资论，认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宪政的道路，据说有关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些观点也是能够理解和肯定的。西方的学派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概念，它是说有一位或者几位学者在若干主要著作当中提出了新的核心理念，并为一批学者所接受。

《走向宪政》这本书的作者大都是社会主义者，所以这个书所宣布的宪政派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宪政社会主义派。首先撰文反驳的不是法学界，而是一位著名的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教授，他在互联网上一连发表了3、4篇批驳文章。

其实在这之前，刚才已经提到，2006年胡星斗教授在学术会议上使用了宪政社会主义这个名词，2010年华炳啸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宪政社会主义学理的专著，2011年他又主编创刊了《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张木生说过，研究新民主主义就看本书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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